三重境界里的崔祥国先生
教育人才 2025-12-02 17:01中国作协中国淮海发展网
三重境界里的崔祥国先生
胡正良
江南的春雨总是这般缠绵，湿漉漉的空气仿佛能拧出墨香来。就是这样的雨季，我在南京奥体中心的一隅，见到了伏案挥毫的崔祥国先生，他那执着而投入的样子，恰如这烟雨蒙蒙中的一帧剪影——淡远，安详，静谧，却又蕴含着某种润物无声的撼人气息。
崔祥国先生生于1947年，是一位有着康有为再传弟子、萧娴亲授弟子等诸多名人光环的书画艺术家。近半个世纪以来，他谨遵先师教诲，时时不忘头上闪烁的艺术星空，处处牢记心中遵循的道德法则，始终在艺术与人生的三重境界里陶冶情操、磨砺自我。进而形成他在思想上接续康有为“托古改制”的磅礴气象、在实践中恪守萧娴“金石有味”的严谨法度、在生活里效仿陶博吾“百年孤独”的隐逸情怀等三大特征。更难能可贵的，他将这三种看似相悖的修行，内化为一种独特的生命感悟，在如泣如诉的光阴里，完成一场场潜移默化的境界跃升。
康有为曾在《广艺舟双楫》中大声疾呼，要“碑学中兴”。其声如雷的呐喊，也一度震动过晚清寂寥的书坛。此时，康氏所倡导的是一场关乎书法的美学革命，其主旨是在唐楷的严整之外，重新发现和再现汉魏碑刻的“浑穆简静”之美。令康氏可以释怀的，这一思想的薪火相传，最终在崔祥国先生这里找到当代回响。崔先生认为，思想继承并非简单复制康氏关于碑学的概念沿袭，而是要破茧成蝶，实现王国维所言“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理性认知。崔先生深知康氏“求变”精神的精髓，在传承理念上，尽量摒弃其政治化大于艺术化的个性张扬；崔先生深谙康氏碑学对“金石气”的推崇，在路径拓展上，努力将这种推崇内化为对古篆《散氏盘》沧桑古意的沉潜与玩味。
因此，当我们品鉴崔祥国先生的《散氏盘铭文再创作》等系列书法作品，可见那种源自康有为的磅礴气象已被转化为内在精神的雄健骨力。在这里，崔先生将《散氏盘》原有的苍茫与斑驳，化作笔底若有还无的线条震颤，在这些如同老藤盘曲的图案面前，在结体似危崖欲坠却终又回复平正的瞬间，着实令人怦然心动、耳目一新。尤为精妙的是，崔先生在保持《散氏盘》神秘古意的同时，注入了一丝现代人特有的抒情性，那些看似随性的飞白，实则是经过苦心经营的真情流露，恰如王国维所言“一切景语皆情语”。这种对古文字的拟人化处理，使崔先生的《散氏盘》作品，既保持古典金石应有的厚重色彩，又具备现代笔墨追逐的灵动气韵。
在另一组《古篆十二屏》书法作品中，崔祥国先生流露的是对传统书画艺术更深层次的理解与反思。他不满足于对古篆字形的简单摹写，而是深入探究每个字型背后的造字机理和智慧承载。比如，他的“山”字，看过去如群峰叠嶂，墨色浓淡之间尽显阴阳际会；他的“水”字，品起来则似川流不息，笔势连绵之际暗含风起云涌。这种创作方式，正是对恩师萧娴“以书入画，以画入书”理念的发扬光大。事实上，萧娴作为康有为的弟子，本身就是一个传承的接受体——她既承袭康氏的碑学主张，又在实践中探索女性书家特有的温润与细腻。崔先生在萧老门下修炼多年，诸多方面得到萧老真传。这些真功夫，使他在刀与笔、刚与柔、古与今之间，找到传承萧老、师法萧老的精准平衡。
客观地说，崔祥国先生的金石篆刻、大字石刻是将这种平衡发挥到极致的代表。在他的篆刻《江南烟雨》等印章中，可见刀法如笔法，冲切之间既有金石应有的古拙苍茫，又不失江南文人风流倜傥的温婉精细。一方“明月前身”白文印，章法疏可走马，技法密不透风，那些如凿如锻般的刀痕印记，霎时在方寸之间喷薄出空灵幽远的浩渺情怀。在他创作大字石刻《爱如母》《秋月 清风》联、《天长 日升》联、《湖心 墙东》联等33幅萧娴诸体书法代表作品期间，崔先生独居安徽深山，自学石刻技艺，怀着对先师的敬畏赤诚之心，穷三年筋骨之劳，在忠于原作、凸显神韵、启迪后人三个维度上留下属于萧老的永恒记忆和境界依存。这些作品在完成萧老书法从纸上到石上跃迁的同时，也成为纪念萧老诞辰110周年最精美的礼物。触摸着、欣赏着这些石刻作品，它让我想起王国维“词以境界为最上”的名句。此时此刻，崔先生的篆刻、石刻作为境界的化身，早已超越书画技艺的视觉表象，而直入审美实质的精神内核。
辩证地看，尤为难得的是，崔祥国先生将这种艺术上的追求一直延伸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他的淡泊名利，不是故作姿态的清高，而是艺术人格的真情流露。他像陶博吾一样，在喧嚣的时代里选择一种隐逸的方式存在，但这种隐逸不是逃避，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参与——通过写给自己看、自己和自己较劲，让艺术参与文化的建构与共振。比如，在他的石刻《金陵怀古》等作品中，他把对六朝古都的深情厚意，化作石面上深浅不一的刻痕。那些看似随意的剥蚀与残缺，实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象锤炼。使读者可以顺着这些意象，寻找魏晋风流，捕捉大唐气象。因此，在崔先生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石刻面前，他的创作，既保有对沧桑历史的严谨摹写，也贯穿对艺术本体的深层拷问。
从艺以来，崔祥国先生始终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从来不只是技巧的展示，而是艺术家综合修养的再现。正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强调的，画家要有“林泉之心”；也如刘熙载在《艺概》中直言的：“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崔先生的艺术实践可谓是这一优良传统的当代印证。再比如，他的绘画《竹林七贤》长卷等作品，不仅人物造型古雅生动，更在笔墨间流露出与先贤神交的天真与烂漫；他的书法《石鼓文意临》系列，则回答了一则关于历史文化的世纪之问，那就是对传统最深刻的继承，不是机械地复制古人的形式，而是学会古人创造形式的能力。
崔祥国先生这种生活态度与艺术追求的高度統一，使他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一股清流。在艺术日趋快餐化、数字化的今天，他的坚守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感召意义。在艺术与生活的大舞台上，他不是不知流量时代的光鲜亮丽，而是虔诚地守着书斋时代精神的家园。他坚信艺术的本质不在迎合，而在引领；不在重复，而在创造。因此，他的“淡泊”，不是消极的退让，而是积极的选择——选择与浮华和时尚保持距离，选择在传统的深处挖掘现代的净土。这也正如他的山水画作品所着意的，在层峦叠嶂的墨色深处，那一角飞檐虽不显眼，但却蕴含着整个主题的精神基元。
从思想上传承康有为，到实践中师法萧娴，再到生活里坚持陶博吾式的隐逸，崔祥国先生完成一场场精彩的境界组合。这三种看似不同的路径，在他的艺术世界和生活之旅上共存共生，相互滋养，最终熔铸成他独特的艺术人格。这种人格的外化，就是他那既古意盎然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艺术作品。在他的书法《古诗四屏》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康有为提倡的碑学思想，萧娴诠释的金石韵味，以及陶博吾式的隐逸情怀，正相互贯通，互为表里，仿佛它们就从没有离散过。
站在崔祥国先生的作品前，我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康有为的变革呼声，萧娴的谆谆教诲，还有无数先贤对艺术的美好希冀，都凝聚在一道道墨迹中，一个个印章里。同时，也是最真切的感受，我看到一位当代艺术家的独立思考与远见卓识。在新时代的文化复兴面前，崔先生没有简单地重复师辈的道路，而是在继承中开辟自己的方向。这种继承与创新的辩证，映衬出当下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所在。
江南的秋雨又开始淅淅沥沥，崔祥国先生依旧在他的“三余斋”（萧娴题）里安静地修身与创作。这位学的纯正、写的纯粹、活的纯朴的中寿老人，正把滚滚红尘的喧嚣关在窗外，快乐地“躲进小楼成一统”（鲁迅语），任凭潇潇雨声与片片黄叶静静地垂落。而室内，他继续炼手上的技术活，修心里的历史课，那份恬静与超然，如同这绵绵秋雨，不张扬，不激烈，但却以一种渗透的方式，滋润着这个时代的心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解读，崔先生不仅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股文化力量的象征——那道在纷扰中保持宁静、在求索中坚守本真的韧劲。这种韧劲，或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指引。
作者简介：胡正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著名书法美术评论家，康德哲学研究学者，研究员。
胡正良
江南的春雨总是这般缠绵，湿漉漉的空气仿佛能拧出墨香来。就是这样的雨季，我在南京奥体中心的一隅，见到了伏案挥毫的崔祥国先生，他那执着而投入的样子，恰如这烟雨蒙蒙中的一帧剪影——淡远，安详，静谧，却又蕴含着某种润物无声的撼人气息。
崔祥国先生生于1947年，是一位有着康有为再传弟子、萧娴亲授弟子等诸多名人光环的书画艺术家。近半个世纪以来，他谨遵先师教诲，时时不忘头上闪烁的艺术星空，处处牢记心中遵循的道德法则，始终在艺术与人生的三重境界里陶冶情操、磨砺自我。进而形成他在思想上接续康有为“托古改制”的磅礴气象、在实践中恪守萧娴“金石有味”的严谨法度、在生活里效仿陶博吾“百年孤独”的隐逸情怀等三大特征。更难能可贵的，他将这三种看似相悖的修行，内化为一种独特的生命感悟，在如泣如诉的光阴里，完成一场场潜移默化的境界跃升。
康有为曾在《广艺舟双楫》中大声疾呼，要“碑学中兴”。其声如雷的呐喊，也一度震动过晚清寂寥的书坛。此时，康氏所倡导的是一场关乎书法的美学革命，其主旨是在唐楷的严整之外，重新发现和再现汉魏碑刻的“浑穆简静”之美。令康氏可以释怀的，这一思想的薪火相传，最终在崔祥国先生这里找到当代回响。崔先生认为，思想继承并非简单复制康氏关于碑学的概念沿袭，而是要破茧成蝶，实现王国维所言“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理性认知。崔先生深知康氏“求变”精神的精髓，在传承理念上，尽量摒弃其政治化大于艺术化的个性张扬；崔先生深谙康氏碑学对“金石气”的推崇，在路径拓展上，努力将这种推崇内化为对古篆《散氏盘》沧桑古意的沉潜与玩味。
因此，当我们品鉴崔祥国先生的《散氏盘铭文再创作》等系列书法作品，可见那种源自康有为的磅礴气象已被转化为内在精神的雄健骨力。在这里，崔先生将《散氏盘》原有的苍茫与斑驳，化作笔底若有还无的线条震颤，在这些如同老藤盘曲的图案面前，在结体似危崖欲坠却终又回复平正的瞬间，着实令人怦然心动、耳目一新。尤为精妙的是，崔先生在保持《散氏盘》神秘古意的同时，注入了一丝现代人特有的抒情性，那些看似随性的飞白，实则是经过苦心经营的真情流露，恰如王国维所言“一切景语皆情语”。这种对古文字的拟人化处理，使崔先生的《散氏盘》作品，既保持古典金石应有的厚重色彩，又具备现代笔墨追逐的灵动气韵。
在另一组《古篆十二屏》书法作品中，崔祥国先生流露的是对传统书画艺术更深层次的理解与反思。他不满足于对古篆字形的简单摹写，而是深入探究每个字型背后的造字机理和智慧承载。比如，他的“山”字，看过去如群峰叠嶂，墨色浓淡之间尽显阴阳际会；他的“水”字，品起来则似川流不息，笔势连绵之际暗含风起云涌。这种创作方式，正是对恩师萧娴“以书入画，以画入书”理念的发扬光大。事实上，萧娴作为康有为的弟子，本身就是一个传承的接受体——她既承袭康氏的碑学主张，又在实践中探索女性书家特有的温润与细腻。崔先生在萧老门下修炼多年，诸多方面得到萧老真传。这些真功夫，使他在刀与笔、刚与柔、古与今之间，找到传承萧老、师法萧老的精准平衡。
客观地说，崔祥国先生的金石篆刻、大字石刻是将这种平衡发挥到极致的代表。在他的篆刻《江南烟雨》等印章中，可见刀法如笔法，冲切之间既有金石应有的古拙苍茫，又不失江南文人风流倜傥的温婉精细。一方“明月前身”白文印，章法疏可走马，技法密不透风，那些如凿如锻般的刀痕印记，霎时在方寸之间喷薄出空灵幽远的浩渺情怀。在他创作大字石刻《爱如母》《秋月 清风》联、《天长 日升》联、《湖心 墙东》联等33幅萧娴诸体书法代表作品期间，崔先生独居安徽深山，自学石刻技艺，怀着对先师的敬畏赤诚之心，穷三年筋骨之劳，在忠于原作、凸显神韵、启迪后人三个维度上留下属于萧老的永恒记忆和境界依存。这些作品在完成萧老书法从纸上到石上跃迁的同时，也成为纪念萧老诞辰110周年最精美的礼物。触摸着、欣赏着这些石刻作品，它让我想起王国维“词以境界为最上”的名句。此时此刻，崔先生的篆刻、石刻作为境界的化身，早已超越书画技艺的视觉表象，而直入审美实质的精神内核。
辩证地看，尤为难得的是，崔祥国先生将这种艺术上的追求一直延伸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他的淡泊名利，不是故作姿态的清高，而是艺术人格的真情流露。他像陶博吾一样，在喧嚣的时代里选择一种隐逸的方式存在，但这种隐逸不是逃避，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参与——通过写给自己看、自己和自己较劲，让艺术参与文化的建构与共振。比如，在他的石刻《金陵怀古》等作品中，他把对六朝古都的深情厚意，化作石面上深浅不一的刻痕。那些看似随意的剥蚀与残缺，实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象锤炼。使读者可以顺着这些意象，寻找魏晋风流，捕捉大唐气象。因此，在崔先生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石刻面前，他的创作，既保有对沧桑历史的严谨摹写，也贯穿对艺术本体的深层拷问。
从艺以来，崔祥国先生始终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从来不只是技巧的展示，而是艺术家综合修养的再现。正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强调的，画家要有“林泉之心”；也如刘熙载在《艺概》中直言的：“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崔先生的艺术实践可谓是这一优良传统的当代印证。再比如，他的绘画《竹林七贤》长卷等作品，不仅人物造型古雅生动，更在笔墨间流露出与先贤神交的天真与烂漫；他的书法《石鼓文意临》系列，则回答了一则关于历史文化的世纪之问，那就是对传统最深刻的继承，不是机械地复制古人的形式，而是学会古人创造形式的能力。
崔祥国先生这种生活态度与艺术追求的高度統一，使他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一股清流。在艺术日趋快餐化、数字化的今天，他的坚守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感召意义。在艺术与生活的大舞台上，他不是不知流量时代的光鲜亮丽，而是虔诚地守着书斋时代精神的家园。他坚信艺术的本质不在迎合，而在引领；不在重复，而在创造。因此，他的“淡泊”，不是消极的退让，而是积极的选择——选择与浮华和时尚保持距离，选择在传统的深处挖掘现代的净土。这也正如他的山水画作品所着意的，在层峦叠嶂的墨色深处，那一角飞檐虽不显眼，但却蕴含着整个主题的精神基元。
从思想上传承康有为，到实践中师法萧娴，再到生活里坚持陶博吾式的隐逸，崔祥国先生完成一场场精彩的境界组合。这三种看似不同的路径，在他的艺术世界和生活之旅上共存共生，相互滋养，最终熔铸成他独特的艺术人格。这种人格的外化，就是他那既古意盎然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艺术作品。在他的书法《古诗四屏》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康有为提倡的碑学思想，萧娴诠释的金石韵味，以及陶博吾式的隐逸情怀，正相互贯通，互为表里，仿佛它们就从没有离散过。
站在崔祥国先生的作品前，我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康有为的变革呼声，萧娴的谆谆教诲，还有无数先贤对艺术的美好希冀，都凝聚在一道道墨迹中，一个个印章里。同时，也是最真切的感受，我看到一位当代艺术家的独立思考与远见卓识。在新时代的文化复兴面前，崔先生没有简单地重复师辈的道路，而是在继承中开辟自己的方向。这种继承与创新的辩证，映衬出当下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所在。
江南的秋雨又开始淅淅沥沥，崔祥国先生依旧在他的“三余斋”（萧娴题）里安静地修身与创作。这位学的纯正、写的纯粹、活的纯朴的中寿老人，正把滚滚红尘的喧嚣关在窗外，快乐地“躲进小楼成一统”（鲁迅语），任凭潇潇雨声与片片黄叶静静地垂落。而室内，他继续炼手上的技术活，修心里的历史课，那份恬静与超然，如同这绵绵秋雨，不张扬，不激烈，但却以一种渗透的方式，滋润着这个时代的心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解读，崔先生不仅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股文化力量的象征——那道在纷扰中保持宁静、在求索中坚守本真的韧劲。这种韧劲，或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指引。
作者简介：胡正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著名书法美术评论家，康德哲学研究学者，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