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新建：苏轼徐州时期在苏学体系构建中的价值和意义

一：苏学中的徐州坐标

苏轼(1037-1101)，号东坡居士，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书画家，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 "三苏"。苏轼于熙宁十年 (1077) 四月至元丰二年 (1079) 三月在徐州任知州，虽仅两年任期，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政治实践与文学创作。这一时期不仅是苏轼从政生涯的重要阶段，也是苏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坐标点。

苏轼在徐州的两年，不仅展现了卓越的文学才华，更在抗洪救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政绩，成为理解苏轼经世致用思想与民本实践的关键节点。本文旨在探讨苏轼徐州两年政绩在苏学中的影响，系统梳理徐州政绩在苏学中的多维度价值，为研究苏轼的整体思想与政治实践提供新的视角。
                 二、苏学体系中的徐州定位

（一）苏学的概念和内涵

苏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广义上是研究苏轼及其父苏洵、弟苏辙思想、文学、政治实践的综合性学术体系。狭义上，苏学则主要聚焦于苏轼个人的思想体系、文学创作与政治实践的研究。在当代学术语境中，苏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涵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徐州苏轼文化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徐新民先生在《苏学概论》中率先提出“构建苏学体系是当代苏学研究的必然趋势和历史使命”的命题，并从民本观、改革观、哲学观、道德观、教育观、文章观、诗词观、书法观、绘画观、养生观等十个方面构建了苏学体系的知识框架。这一体系的框架为研究苏轼在徐州时期的政绩提供了系统性的学术背景。
   
                                               李公羽在第二十四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上对徐州提出“构建苏学体系”的命题给予高度赞赏

（二）苏轼知徐州是其生平中的高光阶段

苏轼从26岁为官到66岁逝世，宦海四十年，三次在朝，十二次外任，八州太守，官至三品，三次被贬。苏轼的辉煌期是在任八州太守期间，而他任太守的实际任期时间只有七年五个月左右。密州、徐州各两年，湖州三个月，登州五天，杭州一年八个月（不含通判时间），颍州八个月，扬州四个月，定州七个月。徐州是他任职时间最长的之一，也是苏轼仕宦生涯中的重要一站。熙宁十年(1077) 四月，苏轼由密州调任徐州知州，到任仅三个月，就遭遇了黄河决口的重大自然灾害。他以超凡的魄力和智慧，不仅成功领导了抗洪救灾，还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社会治理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徐州时期处于苏轼人生的中期阶段，此时的苏轼已在杭州、密州等地任职，积累了一定的地方治理经验，但徐州的经历无疑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严峻的考验之一。这一时期，苏轼在政治实践中展现出的担当精神、民本思想与理政智慧，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重要基础。林语堂说：“苏东坡真正的生活也是由四十岁才开始进入他的徐州时期，也就是他的‘黄楼’时期”。在苏学研究中，徐州时期被视为理解苏轼经世致用思想与民本实践知行合一的范例。

三、苏轼知徐州的主要政绩和在苏学中的影响

（一）民本思想的实践与深化

苏轼在徐州的政绩标志着他从文人到循吏角色转变的完成。在徐州之前，苏轼虽然已经在杭州、密州等地任职，但这些地方的治理相对较为平稳，没有遇到特别重大的挑战。而徐州则不同，他刚到任不久就遭遇了黄河决口的重大自然灾害，而后又遇到奇寒和春旱，民情、民生面临着严峻的执政考验，苏轼以敢于担当的政治智慧，成功领导了抗洪救灾，保障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寻煤炭、兴冶铁、治盗贼、抗旱祈雨，这些经历不仅考验了苏轼的执政能力，也促进了他从文人向循吏的转变。

熙宁十年(1077) 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澶州曹村决口泛滥，八月二十一日洪水抵达徐州城下。面对汹涌而来的洪水，苏轼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与担当精神。"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 表示了抗洪保城的坚定决心。他身先士卒率领百姓筑堤抗洪，冒险调动禁军参加抢险，开仓放粮安抚人心，夜以继日奋战七十天保护了全城生命财产安全。洪水退后，苏轼又提出 "筑堤防水，利在百世" 的主张，并撰写了《熙宁防河录》，总结治水经验。

苏轼抗洪保城行动得到了朝廷的肯定。元丰元年(1078) 正月，宋神宗颁布嘉奖令，表彰苏轼带领徐州军民开展抗洪自救的功绩。这一功绩不仅彰显了苏轼敢于担当的魄力和才干，也体现了他 "民为邦本" 的执政理念。

苏轼在徐州还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元丰元年(1078) 冬徐州遭遇严寒，百姓缺柴少薪度日艰难。苏轼派人寻找石炭，在徐州西南 50 里的白土镇发现了煤田。他组织开采煤炭，不仅解决了老百姓冬天烧火取暖问题，还有效解决了利国监冶铁的燃料供应问题，改进了冶炼方法，促进了利国冶铁业的发展。

此外，苏轼还重视农业生产，“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就是苏轼深入调研的生动写照。祈雪、祈雨、抗旱助农，促进了农业生产，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百姓的生活。除了对普通百姓关爱有加，难能可贵的是，对监狱里的囚犯和无名的枯骨也展示了悲悯情怀与博爱之心。他向朝廷上书，请求改善监狱内的卫生医疗条件，体现了他对民生的关切。同时，他还维护社会秩序，缉拿盗贼，保障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些举措都反映了苏轼作为地方官员的责任意识与治理能力。

近年来，苏学研究逐渐从单一的文学研究向多学科综合研究转变，徐州时期的政治实践与思想演变成为这一转变中的重要研究对象。而他在知徐州时期积极有为，被后人总结为苏轼以民为本，敢于担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黄楼精神，诠释了千年英雄苏东坡的精神内涵，也为后来的为官者提供了一个为政的参照度。特别是在2021 年第 24 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上，"苏轼与徐州" 成为重要议题，反映了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研究的持续关注。

（二）经世致用思想的实践与发展

在经历了凤翔签判、杭州通判、密州知州这些地方的历练后，苏轼在徐州时更加成熟。苏轼的经世致用思想在徐州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天灾与民生问题，他将儒家“仁政爱民”的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在遭遇特大洪水之时，临危不惧，展现了卓越的领导能力。苏轼亲荷畚锸，布衣草履，庐于城上，指挥军民加固城基。同时急调5000人在水情严峻的城南修筑了一条防洪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全长984丈。挡住了凶猛的大水，保住了全城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洪水退后上书朝廷请求拨款修筑木桩护岸，并建立常备防汛机制，为后世治水留下范例。

二是依托资源开发振兴民生经济。苏轼深谙“治国先富民”之理，在发现徐州煤炭资源后，用煤炭替代木柴炼铁，不仅降低成本，更推动当地冶铁业发展。为提升商贸流通效率，疏通利国运河河道，改善交通运输，并上书朝廷修改了关于利国铁不准入河北的错误决定，形成“冶铁—兵器制造—贸易”的产业链，增加财政收入。

三是文化教化与人文关怀交融。即使忙于政务，苏轼仍不忘教化使命。修建“黄楼”， 建设文化地标，既为纪念抗洪之功，也成为文人雅集、倡导治世精神的象征；写了《徐州上皇帝书》等公文务实论政，展示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抱负；创作《石炭》诗记录煤矿开采，写《九日黄楼作》记载了抗洪的经历和胜利后的愉悦，其文学作品与地方治理紧密结合。 
   
                                                                                                                                              苏轼《九日黄楼作》
        徐州经历是苏轼经世思想从理念到实践的升华。他不仅以实干化解危机，更将资源开发、灾害防治与民生改善系统结合，展现了儒家士大夫“兼济天下”的担当。与百姓共患难的经历强化了他的民本意识，为其后来在杭州、惠州等地的治理实践奠定基础。

作为地方郡守苏轼提出的地方治理思想在他的《徐州上皇帝书》中得以充分体现。苏轼到任徐州后以政治家的眼光上奏朝廷，认为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突出强调了徐州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他全面分析了徐州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民风特点，指出本地人胆力绝人，性格勇悍，一旦"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并且列举历史上徐州附近涌现的豪杰英雄，如汉高祖刘邦、西楚霸王项羽、宋武帝刘裕和晚唐皇帝朱全忠等，并发现当地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易生盗乱”。苏轼提醒朝廷需要从政治上引起重视，反映出苏轼深远的历史眼光和高度的政治敏锐性。

国家安危，国计民生，一直是苏轼心目中的头等大事。苏轼在《上皇帝书》中指出，利国监盛产精铁，“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 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散冶户之财，以啸召无赖，则乌合之众，数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顺流南下，辰发巳至，而徐有不守之忧矣”。苏轼忠告皇上，一定要重视利国，决不能把利国的盗贼问题仅仅看成是一个局部问题。如果徐州为盜贼所得，“京东之安危，未可知也”。

针对利国治安状况，苏轼提出了三十六冶，各冶出十人以自卫，形成联防联保，同时加强城防兵备力量，加强社会治安、选拔人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及具体对策，并提出“愿复三年守徐”的要求，集中反映了苏轼着眼全局、经营一方的地方治理思想。

（三）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与成熟

徐州时期是苏轼的文学风格多元化发展并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苏轼在徐州两年期间，写下了300多篇诗文，他的诗或直面现实、或唱和应答，诗歌的平易化和议论化是其突出的特色。代表作有《九日黄楼作》《登云龙山》《百步洪二首并叙》《送参寥师》等。他的诗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抒情写景，而是更多地融入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思考。苏轼在徐州的大部分诗词文赋记录着他的施政行踪，更为接地气，接民情，充满着现实主义的亲民情怀。例如，他的《石炭并引》诗第一次把开采煤炭的题材写到了诗里，记述了发现石炭的经过和对冶铁作兵的功效。不仅记录了徐州煤炭开发的历史，也反映了苏轼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答吕梁仲屯田》是苏轼在徐州期间创作的一首现实主义力作。全诗记述了洪水肆虐的情景，“吏民走尽余王尊”对仲伯达于水患中坚守岗位、忠于职守的表现给予高度赞扬。诗歌一韵到底 “悲歌为黎元”，叙事真切自然，感情直贯而下。充分体现了一个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苏轼深沉的忧乐观和爱民情怀。这种将社会现实与个人情感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是苏轼诗歌创作的重要特点，也是他文学风格成熟的表现。

从京城到凤翔，从京城到杭州，从密州到徐州，从青年到中年，宦海沉浮。丰富的阅历使他更加成熟，对人生的体悟也更加深刻。在诗词创作上，不仅在数量有了一定的积累，而且主流风格也逐渐形成。为他被后来贬往黄州开创豪放派词风，蓄势待发，所以才有了大放异彩的“大江东去，浪淘英雄”的《赤壁怀古》和文情并茂、参透哲理的赤壁二赋，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徐州是他承前启后通往巅峰的桥梁。

苏轼还创作了大量词作，如《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永遇乐・明月如霜》《江城子・别徐州》等。这些词作不仅描绘了徐州的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也表达了苏轼对徐州的深厚感情。尤其是《浣溪沙五首》，给词坛带来了朴素清新的乡土气息，在题材上完全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具有开拓性意义。这种创新精神是苏轼文学创作的重要特点，也是他对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在散文创作方面，苏轼在徐州留下了《宝绘堂记》《眉州远景楼记》《游桓山记》《三槐堂铭并叙》《日喻》《河复并叙》等作品。其中，被收入《古文观止》的《放鹤亭记》是苏轼这一时期的不朽名作，徐州云龙山及放鹤亭由此名闻遐迩，成为游览胜地。上述文学作品记录和见证了他在徐州的辉煌业绩，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以及治国施政的理念和主张，构成了独特的“徐州苏轼文化”。

（四）文坛领袖地位的确立与影响

苏轼在徐州期间的另一重要影响是确立了他在北宋文坛的领袖地位。熙宁十年(1077)，文坛泰斗欧阳修已去世近 5 年，文坛呼唤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军人物。而苏轼在徐州的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则为他成为文坛领袖奠定了基础。抗洪胜利后，苏轼在徐州城东门建造了一座楼阁，取名“黄楼”有镇水之意。苏轼修筑黄楼广邀文人墨客、亲朋好友吟诗作画，然后刻石其上，由此可见，他的文化自觉。苏轼《与文与可十一首》（七）云：“轼辄有少恳，托幼安干闻。为近于守居之东作黄楼，甚宏壮，非复超然之比。曾告公作《黄楼赋》，当以拙翰刻石其上。其临观境物，可令幼安道其详，告为多记江山之胜，仍不用过有褒誉。若过誉，仆即难亲写耳，切告”。此文作于元丰二年（1079）初。托石幼安携简，主要是求作赋。苏轼嘱多写江山形胜，但不可褒誉过度，否则自己书写，就有点王婆卖瓜之嫌。苏轼求赋的目的就是以此营建一个文化景观，传承一种文化精神，那就是以民为本，遗爱于民的精神。正如苏轼在《黄楼致语口号》一诗中所写的那样“谁凭阑干赏风月，使君留意在斯民。”从此黄楼便成为徐州苏轼符号。

黄楼建成后，苏轼在此举行了两次大型聚会活动。元丰元年重阳节，举行黄楼落成庆典，邀请了当时著名的文人雅士近三十人，期间苏轼赋诗《九日黄楼作》，苏辙寄来《黄楼赋》，苏轼亲自书写刻石，秦少游也寄来《黄楼赋》，陈师道撰写了《黄楼铭》，诗文焕彩，华章斗艳。当年秋后，三郡士子来徐参加乡试，九月三十日，苏轼亲自在黄楼主持发榜典礼并宴请新科士子，席上作七律《鹿鸣宴》和《鹿鸣宴赋诗序》，反映了苏轼弘文重教的执政理念。这次活动不仅是对科举人才的鼓励，也是对徐州教育事业的推动。

黄楼盛会是苏轼确立文坛领袖地位的重要事件。这两次盛会不仅展示了苏轼的文学才华，也扩大了他的社会影响，促进了以他为中心的文人团体的形成。苏轼的文坛领袖地位的确立对北宋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不仅自己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还培养和影响了一批文学人才，如秦少游、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苏门四学士。在苏学研究中，苏轼的文学影响被视为其历史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徐州时期的文学活动则成为阐释这一观点的重要例证。

（五）历代对苏轼徐州政绩的评价

历代对苏轼徐州政绩的评价呈现出从政治认可到文化推崇的演变过程。在宋代，苏轼的徐州政绩主要得到了政治上的认可。元丰元年(1078) 正月，宋神宗在嘉奖令中称赞他 "亲自带领各级官吏动员徐州军民开展抗洪自救，全城百姓的生命财产和官仓私舍都免遭洪水淹没"。宋代大诗人秦观有诗曰 “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留下了这一独有的文化标识“苏徐州”。黄楼是苏轼率众抗洪取得胜利的一座丰碑。苏轼直接或间接描写黄楼的诗文达十七篇之多。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明代王阳明等先后为之作赋，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为之写铭。清朝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四临徐州，四次登上黄楼，六次为黄楼赋诗。诗中赞美了苏轼“亦未因乐忘忧民，堤筑王尊督奋锸”的高尚品德，对二苏塑像顶礼膜拜。历代数以百计的文人骚客也为黄楼写诗填词。黄楼的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蕴藏着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它已成为激励徐州人民克服困难奋勇前行的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到了明清时期，对苏轼徐州政绩的评价开始转向文化层面。徐州人民为了纪念苏轼，将他抗洪时修筑的长堤命名为"苏堤"，并在黄楼上供奉苏轼兄弟和苏姑的塑像，四时祭祀，祈求平安。明清时期的徐州民间还衍生出 "苏姑救城" 的传说，将苏轼神化。历任治河大臣都重视保护和维修黄楼，这些现象表明，苏轼的徐州政绩已经从政治实践升华为文化符号，成为徐州人民心中的精神象征。

在现代，对苏轼徐州政绩的评价更加多元化。一方面，学术界从历史学、政治学、水利工程学等多角度分析苏轼的政绩，肯定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2019年水利部公布历史上十二位治水名人，苏轼入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同志在2016年6月30日江苏省领导干部会议上指出，"离开浙江前，我又到杭州西湖的苏堤上走了一趟，这是苏东坡在杭州知州任上为疏浚西湖修筑的一条长堤，今天已经成为西湖十景之一。而在江苏徐州有一座黄楼，也是当年苏东坡在徐州知州任上治理黄河决堤后修筑的，今天已经成为徐州五大名楼之一。我讲这'一堤一楼'，主要是提醒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另一方面，徐州地方政府也通过各种方式纪念苏轼，如修复黄楼、建立苏轼纪念馆、保护苏轼文化遗迹、举办苏轼文化节等。近年来，苏学研究逐渐从单一的文学研究向多学科综合研究转变，学者们开始从多角度研究苏轼的徐州政绩，“苏轼与徐州”成为重要话题。2008年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成立以后，为研究、挖掘、整理苏轼留给徐州的文化遗产，做了大量的工作，举办了三次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发表了二百多篇论文和研究成果，徐州市委市政府也积极推动徐州苏轼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在中国矿业大学成立苏轼研究院，进一步提升了徐州时期在苏学研究中的地位。

四、徐州时期在当代苏学体系构建中的价值

苏轼的徐州时期，在“苏学”体系构建中，具有基石性的价值。它远非一个简单的任职片段，而是连接其思想、文学与事功，使其形象得以立体化的关键环节，为“苏学”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艺术、人格研究体系提供了核心支撑。

1.“苏学”研究必须超越“文学家苏轼”的单一维度，而徐州时期正是其事功思想与实践的集中展示。在熙宁变法中，苏轼多以谏官、批评者的身份出现。而徐州任上，他首次作为一地最高行政长官，独立承担全部责任。抗洪、寻煤、治军、安民，这一系列成功实践，是他以民为本理念的落地。证明了苏轼并非空谈的文人，而是具备卓越组织协调能力的实干家。

2.徐州时期是苏轼文学风格多元化发展并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在其文学谱系中承前启后。密州出猎的豪放初现，在徐州得以深化和巩固。面对滔天洪水的《答吕梁仲屯田》等诗篇，气势恢宏。而与隐士张天骥的交游、创作《放鹤亭记》，则展现了其超然物外的旷达情怀。这种“豪放”与“旷达”的并存，正是其后黄州时期两种风格完美融合的预演。

3. “苏学”的核心是研究苏轼独特的人格精神。徐州时期，是其核心精神特质的一次成功整合。苏轼在徐州展现了多重身份，他是抗洪指挥官、是城市规划者、是文坛盟主、是寻幽访胜的隐士之友。这种“通才”特质，正是儒家“君子不器”理想的人格化身，是“苏学”人格研究中最富魅力的部分。他既能以热情和高效处理繁杂政务，又能在公务之余，于山水、诗酒、友情中安顿身心。这种“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的能力进退自如，为他日后在逆境中保持精神不倒，提供了心理模式和事功的底气。没有徐州这段相对成功且完整的任职经历，苏轼的形象将是单薄的。因此，徐州时期是构建苏学一个完整体系不可或缺的篇章。

（魏新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首席研究员）